6月5日，我们再次迎来世界环境日。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工业革命以来，导致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原因便是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不仅带来了严重威胁小岛屿国家的海平面上升，而且包括频率显著提高的极端天气。向污染宣战！作为联合国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的呼声同样铿锵有力。优化能源结构，“控煤”“增气”成为中国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今年世界环境日致辞中所说：“提高你的声音，而不是海平面。地球是我们共有的岛屿，携手共同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 

    本期嘉宾 

    邓郁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刘满平 能源经济学者、经济学博士 

    价改≠涨价 

    邓郁松：长期来看，天然气价格市场化并不等同于涨价。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曾出现过天然气供应紧张的情况，原因在于其对跨州天然气的价格管制。

    1938年，美国颁布的《天然气法案》授权联邦动力委员会负责监管天然气州际贸易、管道建设和天然气价格，此时的价格管制仅适用于天然气州际管输费用。1954年的《菲利普决议》将管制和价格控制扩展到生产公司销售给州际管线的天然气井口价格。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导致天然气需求的快速增加，供需缺口的持续扩大迫使美国政府放弃对天然气价格的管制。

    1978年，美国首先对部分井口价格解除管制，并保持大部分州际管道的价格管制，以此来解决天然气供应紧张的问题。随后，美国天然气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化。 

    由于价格管制逐步放开，20世纪80年代，美国天然气产业开始大跨步发展。虽然价格在放开管制后有所上涨，但总体来看，天然气价格呈现下跌趋势。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1988年至1995年，美国天然气井口价格下跌26%，城市供气站价格下跌24%；同一时期，天然气价格下跌30%左右。 

    政策调整总是在某些市场环境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才能获得很好的契机。2012年以来，亚洲天然气消费快速增加导致天然气价格涨幅较大；与此同时，国际油价基本保持稳定，煤价则出现大幅下跌。市场环境的客观变化为我们推动天然气价改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应该说，推动价改的难度越来越低。

    刘满平：涨价只是价改的一种结果，绝非目的，价改也绝不意味着涨价。天然气价格改革不是单纯地仅对天然气价格调整幅度、调整公式进行改革，它应该包括全产业链及财政税收、保障等配套措施的改革。 

    事实上，国家每次进行气价调整时，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及配套措施改革，但对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感触可能就是气价的涨跌，这个是“有形的”；而配套的措施很难有直接体会，是“无形的”，所以才会出现“价改就意味着涨价”的社会认知。另外，在天然气供不应求的形势下，任何价格调整的结果恐怕都是上涨的。 

     对于天然气价改的时机选择，没有一个绝对的最佳时机，因为任何改革都会付出成本，并带来负面影响。所谓的最佳时机，只不过是如何将成本或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另外还要看到，价改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大环境，对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定的催逼作用。

    从这个角度讲，目前天然气价改的环境相对较好。

    受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及美国“页岩气革命”影响，国际能源供求形势相对宽松，包括天然气在内的能源价格上涨动力不足，国际环境客观上是有利的。同时，国内全面深化改革措施的推行给天然气价改带来动力。国家今年推行目标价格调控模式，改变了以往对不同行业分类调控的模式，这些都可促进天然气价改。 

    5月21日，我国和俄罗斯签署了天然气合作“世纪大单”，加上中缅、中亚管道天然气及来自卡塔尔、澳大利亚、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液化天然气（LNG），多元化的气源供应使我们有了足够的底气和充分的动力来推动天然气价改。此外，今年CPI相对平缓，进行天然气价改对社会影响不是很大。
    计量方式亟待调整 

    刘满平：理论上，天然气计量方式有能量计量（以热值计算）和体积计量两种。对于大规模交接计量，国际上通行的是以能量计量为主、体积计量为辅的计量方式。但是，我国大规模天然气交接计量是以体积计量为主，目前只有中海油输香港中华电力的天然气，以及已经投产的广东和福建LNG项目使用能量计量方式。 

    以体积计价的优点是计价方式比较简便，结算比较方便，缺点是难以全面反映不同气田天然气的品质差异。不同渠道的天然气热值是不同的。例如，西一线热值是8500大卡，西二线热值是7900大卡，煤制气热值接近8000大卡。如果以体积计量，那么价格都一样；如果以热值计算，价格就会有差异，所以用能量计量体系更加科学准确。 

    以能量计量虽然更加科学准确，而且从能量计量测定技术研究、配套标准体系等技术层面都不成问题，但它的推行还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将目前的机械燃气表换成金额式智能燃气表和互联网表所花成本的分摊。以北京市城市燃气为例，目前北京大约有500万户居民，如果按照300元/台的改表成本计算，至少需要15亿元资金用于改表，这部分资金将主要来自北京市燃气集团。因此，燃气公司意愿是决定金额式智能燃气表推广进度和力度的最主要的因素。 

    二是目前国内各气田基本从属于三大石油公司，如果采取以能量计量，可能导致各气田利润相差太大，大家都去开采高热值的天然气，低热值天然气不受重视，易采用粗放式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另外，居民负担也会加大。 

    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及与国外天然气交易量的增加，计量方式与国际接轨已是势在必行。

    环保不能只靠“增气” 

    邓郁松：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目前天然气供需缺口持续扩大，主要原因在于价格管制导致气价调整不及时，低气价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对天然气的不合理消费。 

    由此推断，天然气价格调整之后，整个国内市场对天然气是否还有如此之大的需求，我认为可能是需要打一个小小的问号的。因为短期来看，在其他能源价格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气价一旦完全市场化，那么其既有的价格优势将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当天然气价格上涨至超出终端承受能力的水平后，消费者转向石油或煤炭等其他成本更低的能源形式，天然气需求便因此而减少，价格回落。 

    虽然国家正在大力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增加天然气消费比重，但天然气价改后的市场环境发生的客观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实施的效果。因此，仅依靠“增气”来治理环境是不现实的。 

    刘满平：我国目前实行“向污染宣战”的政策并不是由市场自发形成的，而是一种具有强大强制力的政府行为。目前没有包含外部环境成本在内的油价、煤价肯定会比气价具有竞争优势。政府不出面强制实施的话，“控煤”“增气”的能源结构调整目标将难以实现。

    实施“向污染宣战”的强制政策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但与居民健康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相比，这种成本付出微不足道。要实现“控煤”“增气”的能源结构调整目标，一是要靠政府强制规定；二是将煤炭、石油的外部环境纳入价格体系内，减弱其竞争优势；三是加强节能措施和促进分布式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费的总成本。 

    当然，治理环境不能仅依靠天然气，首先我国的能源总体环境是富煤、贫油、少气，完全不顾现实、放弃煤炭这一主要能源是不可能的，否则社会需要承担太多的成本。因此，加强煤炭清洁化利用、推进煤化工的发展有一定道理，但难以真正做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必须做出一定的妥协和付出，这就看当前谁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才能做出选择。 

    2014年世界环境日的主办国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巴巴多斯，位于加勒比海岛链的最东端。过去40年随着气温的上升，巴巴多斯经历了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以及海水侵蚀、洪水、盐水入侵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制糖业和旅游业是巴巴多斯重要的收入来源，分别占GDP的2%和15%，但都极易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摘自《国家能源网》